洒扫记 作者: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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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扫记 作者: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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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扫记 作者: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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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扫记》作者：虞期
文案：
平凡的人生中，最轰烈的爱情与最动人的生死都如此平凡，不值人淡淡一哂。
墓碑上每个人都在微笑，好像这一生的苦难与蹉磨都从未发生过。
内容标签： 边缘恋歌 小门小户
搜索关键字：主角：我 ┃ 配角：江上客，刘又潮 ┃ 其它：
第1章 第 1 章
北方小城的冬天，花是越来越贵了。我买了几支百合和马蹄莲，插在一小束菊花里，把它们端端正正放在刚刚擦干净的墓碑前，磕了几个头，转身往回走。
这片墓地的价格不低，墓主的祭品大都丰富异常：大束的白玫瑰、整瓶的洋酒、高档的水果。最夸张的一处墓地前，五十多块钱一斤的车厘子摆了满满一盘，红艳如鸽子血，地下还垫着保鲜用的干冰袋，显见是空运过来的；旁边是成堆的点心，包装盒拆了一半。
我认出了包装盒上的商标，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小时候放学路过这家店，我总恨不得在橱窗前蹲半个小时，白脱角、培根条、鲜奶栗子、戚风蛋糕，对于一个只吃过葡萄干发糕这一种甜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难以抵御的诱惑。与其说它们的味道诱人，不如说是外表炫目——我想象不出芝士和千层的香气，但玻璃窗挡不住它们丝绒般华丽的质感，一块“小方”上的色彩，比属于我的整个世界都要绚丽。
满脸倦容的母亲硬生生把我拖走，半真半假地哄骗我，说下次考双百就买一小块栗子蛋糕给我尝。然而等我第一次考到双百时，已经足够懂事，看多了母亲头顶的白发和手上的冻疮，不再试图从一小块食物中触碰另一个世界的倒影。
我早就过了愤世嫉俗的年纪，然而在这堆祭品面前，还是无法避免地感到悲哀——人与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有人死后还能端坐坟头，撕着糕点打鸟雀玩儿；而我奔波劳碌二十年，至今还觉得买一块4寸的生日蛋糕太过奢侈。
我抬头，妄图从墓碑上的寥寥数语中一窥墓主豪奢的生平，却被其上雕刻的三个大字晃了眼睛——刘又潮，我的父亲。
墓碑上贴着他的黑白照片，模糊不清，却足以表现出他的孤傲和郁结，帮助我排除了重名的可能性。我呆立在墓前，久久不能回神，直到一个声音响起，唤回我的神智：“来看刘先生？”
江上客点燃一支烟，从被树丛掩盖住的小路尽头晃晃悠悠地走来。他比我年长八岁，然而当我已经沧桑如任何一个臣服于现实的中年人时，他依旧悠闲又惬意，不管是十八还是四十八岁，不管身上穿的是抹布一样肮脏破烂的背心还是萨维尔街出产的羊毛混纺外套。
我手里什么也没拿，委实不像是来扫墓的样子。他大概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笑了笑，站在我旁边默默抽起了烟。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在父亲的墓前打破这令人不安的沉默，于是清了清嗓子：“江哥……买这么多东西？”
他讥讽地抬了抬嘴角：“跟我还客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也没等我回答，自顾自俯下身，掸掉粘在墓碑上的一点香灰：“你不买东西，我再不买，还等着谁买？”
我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好一阵：“……我不知道父亲在这里。我是……是来看家慈的。”
他吐了口烟圈：“哦，对，当然。”然后就不再说话。
我十五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父亲。在亲眼看到他的墓碑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他死亡的消息。二十七年后，父子居然在这里不期而遇，让人不得不感慨生活的恶意。
然而真正感慨造化弄人的应该是母亲。她在病危时都坚决地拒绝他的探视，却在死后不得不与他分享同一片土地，尽管中间隔了三排灌木。
母亲一直是一个坚强的人。她身体瘦弱，精神却像掌上粗厚的老茧一样健壮，且越经磨砺越显厚重。在父亲待岗的那些日子里，她撑起了整个家，白天到气站去扛15公斤重的液化气罐，晚上坐在床头，一边补袜子一边为我读童话故事。相比之下，父亲的存在感微乎其微，他只会在母亲不能回家的傍晚烧出一锅焦糊的粥，然后用握惯了笔杆子的颀长双手笨拙地擦洗厨房地上的污渍。
我上高中之后，才有机会从那些父亲没来得及带走的藏书中了解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费曼物理学讲义》、《弦论讲义》、《纠缠熵与共形理论》，还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或许在我痛苦地咽下他端出的寡淡无味的饭菜时，他也在痛苦地忍受日复一日的贫瘠而雷同的人生。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也从来没有指责过父亲什么。她细心收集报纸上的每一则招聘启事，带回家来一条一条和父亲商量，大多数是小学或初中的教师职位，有时候也有其他单位的文职。父亲起初总是拒绝，但最终还是同意先去试试，他坚持不要母亲陪同，一个人跨上那辆笨重的二八式自行车，脊背在清晨的寒风中微微佝偻。他回来时夕阳正好从客厅的窗户渗进来，把大半个屋子铺满浅红色的光晕，母亲从厨房中探出身来，他苦涩地摇头，母亲也就不再说什么，给他盛出满满一大碗面疙瘩，熟练地拌好醋和辣椒。
母亲唯一一次表达出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是在某天半夜，当尖叫和撕打声猝然响起，惊醒了整栋楼的壁灯，我听到她带着朦胧的睡意对父亲说：“赶紧找个新工作吧，能分到宿舍的话，咱们就搬出去。”
其实严格来讲，这不是对生活品质的期望，而是对安全感的追求——住我家对门的女人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她曾经在深夜狂躁地捶响我家的房门，指甲抓挠着门上的铁纱，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野兽。
那天母亲值夜班，父亲打开了内侧的木门，隔着透明的防盗门与她对峙。她绝望而不甘地喊着什么，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清；不过就着楼道内灰败的灯光，我看到她圆睁的、发红的、高高凸起的眼睛——透过她满脸冰冷而粘腻的长发。
父亲皱着眉头，试图与她交流。他一遍遍地重复：“我没有药，我们没有药。你家里有人吗？”语气近乎温柔。
这时我才听出来，那个女人说自己头痛，央求父亲给她“药”。父亲转而呼喊她的家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赶快掩上门，把那凄厉的叫声隔绝在外——面对浑身酸臭的收破烂的老头、头发盘曲虬结的乞丐、街边疯跑满脸涎水的傻子，父亲总是怀有某种异样的温情，与我们这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态度大相径庭，却也与那些高高在上眼含怜悯的人截然不同，我隐约感觉到，那更像一种感同身受的关怀，甚至是兔死狐悲的哀怜。现在看来，这女人显然也在他同情的范围之内。
犹豫了半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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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上每个人都在微笑，好像这一生的苦难与蹉磨都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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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小城的冬天，花是越来越贵了。我买了几支百合和马蹄莲，插在一小束菊花里，把它们端端正正放在刚刚擦干净的墓碑前，磕了几个头，转身往回走。
这片墓地的价格不低，墓主的祭品大都丰富异常：大束的白玫瑰、整瓶的洋酒、高档的水果。最夸张的一处墓地前，五十多块钱一斤的车厘子摆了满满一盘，红艳如鸽子血，地下还垫着保鲜用的干冰袋，显见是空运过来的；旁边是成堆的点心，包装盒拆了一半。
我认出了包装盒上的商标，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小时候放学路过这家店，我总恨不得在橱窗前蹲半个小时，白脱角、培根条、鲜奶栗子、戚风蛋糕，对于一个只吃过葡萄干发糕这一种甜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难以抵御的诱惑。与其说它们的味道诱人，不如说是外表炫目——我想象不出芝士和千层的香气，但玻璃窗挡不住它们丝绒般华丽的质感，一块“小方”上的色彩，比属于我的整个世界都要绚丽。
满脸倦容的母亲硬生生把我拖走，半真半假地哄骗我，说下次考双百就买一小块栗子蛋糕给我尝。然而等我第一次考到双百时，已经足够懂事，看多了母亲头顶的白发和手上的冻疮，不再试图从一小块食物中触碰另一个世界的倒影。
我早就过了愤世嫉俗的年纪，然而在这堆祭品面前，还是无法避免地感到悲哀——人与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有人死后还能端坐坟头，撕着糕点打鸟雀玩儿；而我奔波劳碌二十年，至今还觉得买一块4寸的生日蛋糕太过奢侈。
我抬头，妄图从墓碑上的寥寥数语中一窥墓主豪奢的生平，却被其上雕刻的三个大字晃了眼睛——刘又潮，我的父亲。
墓碑上贴着他的黑白照片，模糊不清，却足以表现出他的孤傲和郁结，帮助我排除了重名的可能性。我呆立在墓前，久久不能回神，直到一个声音响起，唤回我的神智：“来看刘先生？”
江上客点燃一支烟，从被树丛掩盖住的小路尽头晃晃悠悠地走来。他比我年长八岁，然而当我已经沧桑如任何一个臣服于现实的中年人时，他依旧悠闲又惬意，不管是十八还是四十八岁，不管身上穿的是抹布一样肮脏破烂的背心还是萨维尔街出产的羊毛混纺外套。
我手里什么也没拿，委实不像是来扫墓的样子。他大概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笑了笑，站在我旁边默默抽起了烟。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在父亲的墓前打破这令人不安的沉默，于是清了清嗓子：“江哥……买这么多东西？”
他讥讽地抬了抬嘴角：“跟我还客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也没等我回答，自顾自俯下身，掸掉粘在墓碑上的一点香灰：“你不买东西，我再不买，还等着谁买？”
我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好一阵：“……我不知道父亲在这里。我是……是来看家慈的。”
他吐了口烟圈：“哦，对，当然。”然后就不再说话。
我十五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父亲。在亲眼看到他的墓碑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他死亡的消息。二十七年后，父子居然在这里不期而遇，让人不得不感慨生活的恶意。
然而真正感慨造化弄人的应该是母亲。她在病危时都坚决地拒绝他的探视，却在死后不得不与他分享同一片土地，尽管中间隔了三排灌木。
母亲一直是一个坚强的人。她身体瘦弱，精神却像掌上粗厚的老茧一样健壮，且越经磨砺越显厚重。在父亲待岗的那些日子里，她撑起了整个家，白天到气站去扛15公斤重的液化气罐，晚上坐在床头，一边补袜子一边为我读童话故事。相比之下，父亲的存在感微乎其微，他只会在母亲不能回家的傍晚烧出一锅焦糊的粥，然后用握惯了笔杆子的颀长双手笨拙地擦洗厨房地上的污渍。
我上高中之后，才有机会从那些父亲没来得及带走的藏书中了解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费曼物理学讲义》、《弦论讲义》、《纠缠熵与共形理论》，还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或许在我痛苦地咽下他端出的寡淡无味的饭菜时，他也在痛苦地忍受日复一日的贫瘠而雷同的人生。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也从来没有指责过父亲什么。她细心收集报纸上的每一则招聘启事，带回家来一条一条和父亲商量，大多数是小学或初中的教师职位，有时候也有其他单位的文职。父亲起初总是拒绝，但最终还是同意先去试试，他坚持不要母亲陪同，一个人跨上那辆笨重的二八式自行车，脊背在清晨的寒风中微微佝偻。他回来时夕阳正好从客厅的窗户渗进来，把大半个屋子铺满浅红色的光晕，母亲从厨房中探出身来，他苦涩地摇头，母亲也就不再说什么，给他盛出满满一大碗面疙瘩，熟练地拌好醋和辣椒。
母亲唯一一次表达出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是在某天半夜，当尖叫和撕打声猝然响起，惊醒了整栋楼的壁灯，我听到她带着朦胧的睡意对父亲说：“赶紧找个新工作吧，能分到宿舍的话，咱们就搬出去。”
其实严格来讲，这不是对生活品质的期望，而是对安全感的追求——住我家对门的女人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她曾经在深夜狂躁地捶响我家的房门，指甲抓挠着门上的铁纱，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野兽。
那天母亲值夜班，父亲打开了内侧的木门，隔着透明的防盗门与她对峙。她绝望而不甘地喊着什么，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清；不过就着楼道内灰败的灯光，我看到她圆睁的、发红的、高高凸起的眼睛——透过她满脸冰冷而粘腻的长发。
父亲皱着眉头，试图与她交流。他一遍遍地重复：“我没有药，我们没有药。你家里有人吗？”语气近乎温柔。
这时我才听出来，那个女人说自己头痛，央求父亲给她“药”。父亲转而呼喊她的家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赶快掩上门，把那凄厉的叫声隔绝在外——面对浑身酸臭的收破烂的老头、头发盘曲虬结的乞丐、街边疯跑满脸涎水的傻子，父亲总是怀有某种异样的温情，与我们这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态度大相径庭，却也与那些高高在上眼含怜悯的人截然不同，我隐约感觉到，那更像一种感同身受的关怀，甚至是兔死狐悲的哀怜。现在看来，这女人显然也在他同情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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